直到二十八岁，我才真正坐下来，思考关于个人经验与诗歌的关系，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慨叹油然而生。

成长经历的限制，以及对个人视野的依存，蒙蔽自我的惯性，使得刚开始一些年的诗歌在共性的土壤中生长。我经常在时间的流动中看到过去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过去的我是一个被雕满的符号，未来的我是一场空洞的游戏，虚无的羞愧感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年，我十四岁，在老家县城一个逼仄的书屋里，买到了一本本县诗人王相理的诗集，分行的文字让我知道了诗是怎么一回事。八年后，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他依然在写诗，安静地生活，我当然也在写着，但生活已把我甩离县城，去往遥远的异地。也是在那一年，在另一个书屋里，我买到一本过期的《诗歌报月刊》，王家新站在伦敦大街上，缅怀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我将迟到，为这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俄罗斯—伦敦—山东临沂，白银时代—我出生的年代—年代末，空间和时间的交汇，注定了那个在县城大街上独行的少年深深记住了一个遥远的俄罗斯女人，以及她的时代。

在县城，北岛、顾城接踵而至，前代诗人几十年形成的经验和惯性一股脑儿灌输给我。后来我见到梁小斌——我依然记得高中课堂上学习他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情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但是，我闭上眼睛，浮现在脑海里的依然是“不走运时，连雪都下在外面”的青年诗人梁小斌。

所谓青春期的写作，更多的是生活经验的累积。受身边一些年长诗人的影响，先写故乡，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诗歌地理。写了一些年后，痛定思痛，否定一切回乡的可能。我试图证明，故乡——不是用来怀念的，而是用来蹂躏的，就像过去，一拨又一拨权贵，无数次扼杀山丘上的生灵，我的使命就是在那些生灵残喘的瞬间，踏上一脚，记录他们悲剧背后无限的空洞。

后来，当“故乡”两个字不经意间从文字的江湖里流淌出来，我总是感到语言匮乏的羞愧。

二十八岁的秋天，我去云南双柏参加了《人民文学》第二届新浪潮诗会，四天时间，自我否定一直延续，新的自我肯定也在生长，我找到了一个方向：放弃文本的四平八稳，追求具有自我个性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放弃情感意义的自我救赎，第一次将自我放逐到大的洪流之中。我写的依旧是自己，但也并非我自己——其实我一直在追求这样的写作方式，只是不自知，当我发现了那个明确的信号，终于豁然开朗，于是坚定地关闭面前的一些窗户，只保留一扇。

这一扇窗户是有我个人“ISO质量认证”的，而那些窗户，是我的，也是别人的，确切地说是我脚踩的那个巨人的。感谢一切屈原、古诗十九首、李白、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佩索阿们凝结成的那个巨人的肩膀，我要做的，就是在这个肩膀上丈量自己的高度，而非从肩膀上滑下去。

诗歌构成了一个场域，是生活的无限延伸。从俄罗斯往西，到波兰往南，划一条弧线，贴着黑海沿岸，到地中海，一直到葡萄牙，东欧以及南欧，再到西欧，那些安静的小城，小城里安静的诗人，构成了我近一段时间阅读的重心。辛波斯卡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以诗歌之荒谬抵挡现实之荒谬，生活本身擦出的火化让人着迷。佩索阿给了我另一种方向：“成为诗人不是我的野心，而是我独处的方式。”对于我而言，默默无闻和精神高贵是相通的，现实世界里的报社记者，同样会是文字世界里的皇帝。他还说，“我一想起那些名人，就会为他们的名声感到悲哀。”名利成为摆在前方的一把枷锁，我试图去看淡它，却总是陷入更大的虚无。

诗歌是一种文化语言，独立于各类语言、方言之外。我曾在一首题为《母语和流放地》的诗里写道：

我用三十年掌握三种方言

故地、寄居地和时间的流放地

各有一套语言体系，分别构成

我的三幅面孔，我必须换一张嘴巴

换一个左脑和右脑，才能从故地来到寄居地

至于流放，当我被时间的暴君抛弃

就把自己流放到词语身处

同样是这首诗，还有几句：

有一天我听到古语吟诵的杜诗，那是

我的第四种语言，是我流放的终途

朱门的酒肉，青海头的白骨，涌入大江的圆月

至今犹在统治这片山川

这一两年，之于诗歌，最大的收获是重新认识了杜甫。初次结识，因年轻导致的错过，显然不够交心；失散多年之后，我们重新相遇在这片辽阔的国土，终于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中国诗歌，只有到了杜甫，才真正有了现代性，将天地与个人紧密结合。也可以说，后世诗人都能在他那里找到归属。我读杜甫，未感觉他和我有天地时空的距离，他就在我身边，他的灵魂笼罩着诗歌的领空。

一切的经验在杜甫这里归于一处。杜甫的生命历程，支撑着我现阶段的文学人生；杜甫的文化意义，成为语言延续千年传递的一个符号。

通过阅读，我挖掘出了属于我的文化基因，可以说，我的体内有着与俄罗斯、波兰、葡萄牙以及古典中国的诗歌巨人一脉相承的因子。他们通过文字，传达出庞杂的“砖头”，每一块“砖头”上镶刻着文化人格的脉络，我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基础的“砖头”搭建成属于我个人的大厦。

此时，回头看看十年前自我组建的个人经验，在外观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其内核却发生了质的改变。自我觉醒的文化因子，统领着之前的经验写作，这注定是一个值得欣喜的过程。

一个自然意义的人，注定要成长为文化意义的人，他最终也将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每个人的存在，都会给这个时代以新的注脚。许多年里，我因与时代之间自我的缺席而感到自惭形秽，后来却发现，时代不经意间在我身上印下了深刻的痕迹。就有限的年龄而言，非典、高考、汶川地震、金融风暴……显而易见的时代潮流贯穿于我的整个生命历程，我也因之而改变。犹记得非典那年，我十八岁，面对一次次的隔离和自我隔离，人与人之间瞬间竖起的篱笆，惊恐之余，突然迸发出一种时代附着于我身的欣喜。类似于变态的欣喜，终结了之前自我设定的有如空气一般的身份认定。

之后，我发现我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的我，上升到文学的天空下，就有了个体的独特性和时代的共性，个体共鸣上升为文化共鸣。在我看来，文学不过是将自我的小共鸣书写成时代的大共鸣、文化的大共鸣，这一点，在古典四大名著、李白杜甫、古诗十九首、《诗经》等，以及鲁迅、北岛等现代意义的个体中一次又一次得到印证。“对影成三人”的不再是那个具体的饮酒的侠客，而是普天之下的情绪集合；“十五从军征”的也不再是那个具体的老兵，而是世界上所有离家远行的人；人血馒头的出现，不是个体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镀金的天空中”飘满的倒影，不是具体的哪一具尸体，而是被戕害者普遍的呐喊。

之于我，诗歌不再是具体的文体工具，而是文化人格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是我的思想流动的方式。感谢诗歌，给了我冲破自我的一艘航船，在生活以及生命的大海中，前行或者想象前行的姿势。

诗六首：焦炭从我们的眼里源源流出

●东夷人

他从一堆陶器里抬起头来

被历史吞噬的皮肉渐渐复原，铠甲复原

矛和戟复原，大地做的纸和笔复原

战场复原，日月笼罩的猎物复原

博物馆里，透过玻璃罩

我盯着那个祖先：一口敞开的棺材

一个远古的东夷人，正在用石块书写我的过去

交谈从我们的眼里源源流出

他从海滩向中原进发，攻城略地，繁衍后代

比如我，至今依旧身在草莽

满头满脸的五千年旧时光

●夜色咒

空寂的广场，只有我和路灯，两个人相依为命

只有我和草坪，我在生长，草在苏醒

只有我和单双杠，都是金属，坚硬、耐旱

只有我和夜晚，一样黑，像罪恶一样，黑里透亮

只有我和空空如也，共同奉献了这个虚拟的世界

●清明祭祖于曾祖父墓前

你从没见过我

我也没见过你

我给你磕三个头

你保佑我发财

●生与死

那个人死了

没见过，不知道是谁

楼洞里摆满花圈

证明他曾经和我们一样

拥有呼吸的权利

早晨哭声把我惊醒

像所有的葬礼一样

总有人哭出声来

像许多人的死

我听见了，看见了

像不知何时我的死

许多人听见了，看见了

像许多人的死

更多的人听见了，看见了

忘记了

花圈摆得时间长了

有人开始抱怨

他的身体已经烧了

骨灰已经埋了

花圈让人们不情愿地

想起人生的另一部分

人们经过楼洞忍不住抱怨

那个没见过

或者见过没有交往的人

早就该死了

●镜子之城

所有的城市落满镜子，乡村落满镜子

以及原野，南部山区和大明湖水面上

空气中填满镜子，透明，光洁

我和另一个我之间是时间凝结的镜子

词语的镜子，口型的镜子

餐馆的桌子上是一面农民的镜子

地沟油上面浮着一层粮食的镜子

天空散落下来，在镜子里扒开我的身体

一层一层，扒开肚皮，骨骼

肠子和胃；扒开心脏

沿着血管漂流，抵达每一处血肉的末梢

在神经的可控范围内

我看到一面面镜子把我凌空挂起

我看到一面面镜子把我们凌空挂起

●带父亲去看黄河

1

仿佛把一枚歪曲的玉米杆

插到了黄色的北方

我要带这个没见过世面的老农民

去拥抱他心中的大水

2

下了出租车，攀上大堤

我们到空中去浸泡黄色的温泉

接下来用四十分钟

从黄河大桥南头走到北头

站在桥中央，望着脚下的流水

父亲陷入少有的沉思——此时那本《北方的河》

正躺在老家卧室的床头

那些侠义传奇、公案小说，以及年轻时的旧梦

砌满床底的木箱，他曾用种菜的糙手

把这些书摸了又摸

更多时候，书被老鼠和蛀虫侵蚀

他转而去抚摸白菜和油菜的册页

他从未挣脱一个县的束缚，却为了看一眼远方的风景

把儿子寄到黄河边的城市

3

他手扶栏杆，五十周岁

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这个国家的地理

黄河躺在他的身下

把他的迷惑带向大海

更多的时间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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