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是民国时期云南通志馆为编修省志而向各县征集的文献，对于云南交通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只有一份原稿等原因，至今几乎未为学界相关研究者所利用。新史料的较少发现已对当前云南交通史研究的深化发展形成较大局限。对“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充分利用，有利于云南交通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本文细致梳理“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和编撰的背景和过程，全面介绍该项文献的内容和相关情况，在向学界完整呈现这份珍贵材料基本面貌的同时，揭示其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对该项文献的重视和利用。

关键词：民国云南通志馆；“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史料价值

“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是民国时期云南通志馆为编修省志而向各县、各行政委员（设治局）和对汛督办区（以下统称“县”）征集的文献，对于云南交通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只有一份原稿、了解的人不多等原因，至今几乎未被学界相关研究者所重视和利用。目前，新史料的较少发现，已对云南交通史研究的深化发展形成较大局限。对“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重视和充分利用有利于云南交通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本文细致梳理“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征集和编撰的背景和过程，全面介绍该项文献的内容和相关情况，考证和标注各部分文献所属县名，在向学界完整呈现这份珍贵材料基本面貌的同时，揭示其史料价值、文献价值和不足之处，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对该项文献的重视和利用，并为学界了解和使用该项文献提供方便。

一、民国云南通志馆与各县资料的征集

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命各省县设局编修省县志书。[1]年12月，内政部颁发《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2]云南省政府鉴于云南自光绪中叶以来多年未修省志，“又值辛亥革命，国体更张，事机万变，述旧启新，亟待整理。若不及时从事纂修，将来征考尤为困难”，[3]决定成立云南省通志馆，编修省志。

年2月1日，云南省政府成立通志馆筹备处，负责办理通志馆筹备相关事宜。周钟岳任筹备处主任，民政厅长张维翰、财政厅长陆崇仁、教育厅长龚自知、建设厅长张邦翰、农矿厅长缪嘉铭任筹备员，聘请钱用中、秦光玉、袁嘉谷、由云龙、顾视高、熊廷权等十三人为顾问，另聘方树梅、何秉智为干事。筹备期为一年，主要开展的工作有：（1)酌定修志“凡例”及“分类纲目”；(2)拟定、采访修志资料；（3)搜求参考图籍；（4)拟定通志馆“组织大纲”、“办事细则”等。[4]

至年9月2日，筹备工作基本完成，云南通志馆正式成立。聘请周钟岳为馆长，赵式铭为副馆长兼编纂，袁嘉谷、由云龙、宋嘉俊、顾视高、钱用中、秦光玉、李根源、熊廷权、张华澜、华封祝、丁兆冠等二十人为编纂，缪尔舒、谢永年、方树梅、何秉智、夏光南等十二人为分纂。之后，召集编纂和分纂人员会商，按照纲目分认编撰任务，志稿编撰工作正式开始。

本次修志的总体任务是：“仿安徽分两部：由开滇至宣统辛亥止，名《云南通志》，为一部；自民国始至二十年以后，名《云南通志长编》，又为一部。”[5]《云南通志》即后来所称《新纂云南通志》，《云南通志长编》即后来所称《续云南通志长编》。

《新纂云南通志》原计划三年成稿，但至年3月底才最终编撰和审订完成。校印工作也颇费周折，自年8月开始，至年8月才完成。共印通志部，每部册。[6]《新纂云南通志》全书分记、图、表、考、传五大纲目，共卷，万余字，被学界誉为“云南地方志书编纂史上超迈前人、集大成的学术巨著”和“20世纪云南学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7]

《续云南通志长编》的编纂，是在《新纂云南通志》“完稿后，省府又聘秦璞安师主持成立云南通志续编委员会，续做长编部分。”。最晚至年已基本编完，“但尚有少数部门未做校订的工作。”。[8]全书分为80卷，21大类，约万字。[9]当时未能付梓，直至年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鉴于“其资料是可信的第一手原始资料，《长编》对于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目前编纂新的云南地方志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资料”，[10]才将之整理出版。

为编修上述两部志书，早在通志馆筹备期间，就开始进行志料征集工作。志料征集的对象，主要包括旧籍、档案册籍和“征集各县资料”。据张渤回忆，“属于旧籍部分，昆华图书馆庋藏丰富，与通志馆同在一道大门内，庭院相连，便于查阅。档案册籍部分，省政府及各厅都尽力予以便利，凡有所需，常常指定专人协助。责成各县查报的，都用省政府名义发出命令，督促办理。”[11]

在志料征集工作中，“征集各县资料”最为基本，但由于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较多，也最不容易把握。其工作程序是：首先，编订《征集材料条例》。据《〈新纂云南通志〉编纂始末》记载，为保证资料征集工作的顺利开展，在“通志馆成立之先，即规定《征集材料条例》。”[12]其次，《征集材料条例》拟定之后，即“令各县各设治局，照采访（条例）呈报。”[13]在下达的文件中，详细规定了需要各县呈报的内容及要求。再次，各县按照云南省通志馆的要求调查和编写材料，材料编撰好后呈报给省政府，省政府再将材料转到通志馆。最后，通志馆命筹备处干事方树梅对各县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查，“不能如法及重要遗漏者，仍批令补办。”等各县材料报齐后，“各门各目按旧志府厅州县汇送编纂、分纂各员，着手纂修。”[14]征集各县资料工作至此完成。

“征集各县资料”的时限，应为通志馆筹备期一年之内完成，即在年年内完成。方树梅在《臞仙年录》中说，“至年‘《通志》筹备期一年将满，各县材料屡催而未呈报者十之三四，一面严催，一面正式成立志馆。”实际完成时间，方树梅说道：“年‘各属《通志》材料催齐’。”[15]但此时应只是基本完成，之后陆续还有上报。云南省图书馆藏“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中，有材料还记述了民国二十二年（年）的事迹。

“征集各县资料”的成果，就是今藏云南省图书馆的《云南通志馆征集各县资料》。该项文献共有近册，内容包括各县大事、建设、贡举、疆域、山脉水系、冢墓、城池官署、古迹、桥梁、动植矿物、交通、驿传、航空铁路汽车、邮电、军队供应、募兵、团警、团保、户口、自治、禁烟罚金、议会选举、职官、赋役、烟酒牲屠税及各种杂税、公债、钱币价格、食盐价格、寺观、社会、赈灾、礼俗、方言、列女、人物、官师事迹、旧日书院、商务等43种。志稿编纂工作结束后，该项文献被移交保存在云南省政府秘书处。新中国成立后被文献委员会接收，之后又交由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目前，为便于文献保存和读者查阅，该项文献已被云南省图书馆扫描后汇编为电子文档。

二、“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内容及相关情况

“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就是通志馆征集志料的成果之一。该项文献藏云南省图书馆，共有七册，不分卷，计约16.2万字。每册封面上都根据各自内容标注了题名，分别是：《航空铁路汽车一》、《航空铁路汽车二》、《交通》、《桥梁一》、《桥梁二》、《桥梁三》、《桥梁四》。其中，《交通》分册汇编的文献内容较杂，但主要是关于“驿传电话邮局”的。可见，当时通志馆汇编交通方面的材料，大体是分为“航空铁路汽车”“驿传电话邮局”“桥梁（津渡）”三类汇编的。七册文献的保存状况，除了《桥梁一》分册残缺较为严重，前13页下半页皆损毁；其他分册品相尚好，偶有数页散落，夹于分册之中。

“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编撰者，为各县有关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云南通志馆征集各县资料摘余》中，记载了少量编撰者的名字。大部分编撰者现在已难考证清楚。

该项文献的汇编人员，是方树梅、张鸿翼等通志馆相关工作人员。上文已述及，征集各县资料期间，方树梅任通志馆筹备处干事。《征集材料条例》和相关要求，就是由他草拟的；等各县上报到省政府的材料转到通志馆后，又由他负责审查，不合要求的材料则令所属县份补办；征集材料基本交齐后，再由他和相关工作人员将资料按纲目和旧府州县名汇编成册，交给编纂和分纂人员编写志稿参考。通志馆成立后，聘定了编纂和分纂人员，并按纲目划分了志稿编写任务。后来各县上报的资料，则由各编纂和分纂人员“注意所任材料”。按照任务分工，当时负责交通部分的是张鸿翼。张鸿翼，字君翔，早年就读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师范科，后曾担任云南交通司司长、教育厅长等职。年被聘为通志馆编纂后，除了交通部分，还负责编写物产、矿务、地震、地质等内容。年编成书稿“六巨册”，[16]次年即“因辛劳成疾病逝”。[17]在“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交通》分册的封面上，还写着“张编纂君翔”几个字，可能就是他亲笔写在上面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方树梅等人将材料汇编好后，为了识别方便而标注的。

当时通志馆要求各县上报的内容及要求是：（1)汽车路方面：“汽车经过地方长若干里，侵占田亩若干，境内出夫役若干，修理桥梁涵洞用款若干，政府助款若干，何年兴工，何年通车。”；（2)铁路方面：“境内如铁路通过，尤须详考记录，于地方关系若何，并说之。”；（3)机场方面：“境内有无航空场，有则述其设立年月及其场中设备、场地广袤。”；（4)驿传方面：“境内驿传之沿革。”；（5)电话、电报、邮局方面：“境内何年安置电线，何年设立邮局，于地方关系若何。”；（6)桥梁津渡方面：“境内桥梁津渡变迁增损之经过，有碑记者务拓其碑。”。

文献的内容，可从上述通志馆要求各县上报的内容中看出，就是有关各县汽车路、铁路、机场、驿传、电话、电报、邮局、桥梁、津渡等方面的情况。文献内容涉及的时段，有明确年份记载的最早的应该是唐武德七年（)，见于《桥梁二》分册“沾益”条：“黑桥……唐武德七年（)捡校南宁都督苇仁寿建。”较晚的记录是民国二十二年（)，如《交通》分册“个旧”条：“个蒙汽车路……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内已测量完毕。”但事实上涉及唐朝至元朝时期的文献并不多，文献内容主要集中在清至民国前期。

除了《航空铁路汽车一》和《航空铁路汽车二》两册外，其他分册的封面上还按顺序注明了分册所含文献所属县区的名称。偶有漏标和标错的情况，如《桥梁四》中漏标了“江城”，误把“曲溪”标为“曲靖”。另外，在每一分册的正文中，多会在每县起始页页面顶端标注所属的县区名称，但也有漏标注的情况。所标县名的行文风格与《交通》分册封面上的“张编纂君翔”几个字相似，可能就是同一人所为。

笔者详细阅读文献，根据文中透露的信息，将漏标和错标的县区名称尽量考证清楚。现将各分册的内容、字数和所包含的县区详述于下，以便学界同仁了解和利用：

首先是《航空铁路汽车一》和《航空铁路汽车二》两个分册，主要汇编了各县上报的有关汽车路、铁路和机场的材料。但其中也夹杂着少量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大姚”条下有津渡的内容；“中甸”“维西”条下都有桥梁、津渡的内容；“富州”“猛丁”“泸水”条下有邮电、津渡、桥梁的内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通志馆在分类汇编时没有注意到夹杂的内容，或者是各地上报材料时将“航空铁路汽车”内容与桥梁津渡等内容写在了同一张纸上，通志馆不便再将其分割开来进行汇编。

《航空铁路汽车一》分册有大约2.2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昆明、宜良、罗次、晋宁、呈贡、安宁、禄丰、昆阳、易门、嵩明、祥云、邓川、洱源、凤仪、云龙、石屏、阿迷、通海、河西、蒙自、楚雄、镇南、牟定、广通、姚安、大姚、澂江、江川、玉溪、路南、霑益、陆良、罗平、寻甸、宣威、丽江。

《航空铁路汽车二》分册有大约1.7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中甸、维西、鹤庆、思茅、墨江、保山、文山、马关、会泽、昭通、永善、大关、鲁甸、蒙化、泸西、师宗、武定、元谋、禄劝、盐兴、盐丰、永仁、漾濞、弥渡、洱源、盐津、富州、车里、佛海、靖边、猛丁、猛卯、泸水、阿墩、上帕、贡山、威信、镇康等。

其次是《交通》分册，有大约2.1万字。该册是七册文献中内容最为杂乱的一册，有关驿传、电话、邮局的材料稍多，也有一些有关其他内容的文献。如“双柏”条下还有汽车路、铁路和航空场内容；“平彝”条下还有汽车路内容；“绥江”条下还有省道、县道、乡道之内容；“贡山”条下还有省道、县道、乡道和航站之内容；“曲溪”条下夹杂汽车路、铁路情况；“宁洱”条下夹杂航空场、汽车路情况；“宾川”条下夹杂汽车路、铁路、航空场之情况；等等。可能正是由于所包含的内容较为杂乱，封面上才会笼统地题写为“交通”，而非“驿传电话邮局”[18]。

该分册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景东、永北、双柏、景谷、云县、镇雄、平彝、巧家、绥江、彝良、峨山、贡山、曲溪[19]、个旧、宁洱、陇川、麻栗坡、梁河、江城、华坪、曲溪、盏达、干崖、宾川、建水、腾冲、曲靖、路南、鲁甸、元江、新平。

再次是《桥梁一》、《桥梁二》、《桥梁三》、《桥梁四》四个分册，主要汇编了各县（局、区）有关桥梁津渡的文献，部分县（局、区）还按要求搨录了碑记。各分册字数和包括县（局、区）如下：

《桥梁一》分册，约2.6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昆明、富民[20]、宜良、罗次、晋宁、呈贡、禄丰、昆阳、易门、嵩明、大理、凤仪、祥云、邓川、洱源、云龙、石屏、阿迷、华宁、通海、河西。

《桥梁二》分册，约2.2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宣威、寻甸、罗平、陆良、沾益、緬宁、广南、玉溪、江川、澂江、大姚、姚安、牟定、镇南、蒙自、楚雄、丽江、剑川、兰坪。

《桥梁三》分册，约2.7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墨江、永平、文山、马关、昭通、永善、大关、鲁甸、蒙化、泸西、师宗、武定、元谋、禄劝、新平、盐兴、盐丰、永仁、漾濞、弥渡、洱源、盐津、西畴、车里、五福、镇越、靖边、猛卯、芒遮板、知子罗、贡山、威信。

《桥梁四》分册，约2.7万字，包括的县（局、区）依次分别是：景东、双柏、景谷、云县、镇雄、平彝、巧家、绥江、彝良、峨山、曲溪[21]、个旧、宁洱、镇沅、贡山、金河、麻栗坡、梁河、临江、江城、华坪、曲溪[22]、宾川、建水、腾冲、曲靖、鲁甸、新平、元江。

三、“正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的可贵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上。

首先，该项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当前云南交通史研究突破资料局限、深化发展所亟须的重要史料。

目前，新史料的较少发现，已对云南交通史的研究发展形成较大局限。“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虽然民国时期即编成，保存状况良好，但是因只有一份原稿等原因，长期以来很少被研究者所注意和利用。

对于云南交通史的研究而言，“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具有下述特点：第一，材料为各地方政府调查上报，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第二，材料涵盖了云南几乎所有的县（局、区），能够比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民国，甚至是明、清时期云南的交通情况；第三，材料是第一手资料，只有部分内容被《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采择，比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更具原始性，更为丰富详细。以上特点，决定了“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以该文献为中心，可以对云南交通史多个专题展开深入研究。仅就笔者感兴趣的方面而言，如：可借助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依据该文献对各县机场、铁路、公路、电话、电报等现代交通的记述，在地图上分阶段和分类别进行标注和呈现，直观展示云南现代交通的发展演变情况和空间分布状态。交通现代化是云南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现象和内容，从交通现代化的直观展示中，折射云南现代化发展的历时性的演变状况和共时性的空间分布状况。再如，由于该项文献涉及的时段，正是作为中国内陆边疆的云南，交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所以该材料可以作为讨论云南和以云南为代表的内陆边疆的交通转型和交通现代化起步的重要史料。从中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到作为内陆边疆典型的云南，其公路、航空、铁路、电话、电报等现代交通，是如何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显现出内陆边疆交通现代化的哪些特点。次如，相关县（局、区）上报的滇越铁路对各县（局、区）影响的材料，是研究滇越铁路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史料；关于各县（局、区）桥梁津渡修筑的记录和碑记，是反映云南基层公共事务处理中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互动的重要史料；等等。

其次，该项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为《新纂云南通志》，特别是《续云南通志长编》交通部分的编写提供了资料。虽然《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思路，主要是考订旧志而成。但旧志最晚只记述到光绪中叶，光绪中叶至宣统三年的内容主要就是依靠征集资料。而《续云南通志长编》“所要的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事，对各地方、各单位提供资料的依赖性比较大”，[23]“主要由前云南通志馆按拟定的项目向省级各行政业务主管部门和各县公署征索而来。”[24]事实上《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之所以能广受赞誉，与各县提供的较为丰富的资料是分不开的。

二是保存了有关各地交通状况的珍贵地方文献。“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共约16.2万字，内容涵盖了云南大多数县份的铁路、机场、公路、桥梁、电报、电话等交通状况。对于很多地区（如部分新成立的设治局）而言，这可能是首次全面调查、总结和编撰有关地方交通的资料，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各地的交通留下了比较珍贵的文献。特别是桥梁津渡部分，通志馆除要求上报桥梁津渡的相关情况外，还强调“有碑记者务拓其碑”。于是，在“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桥梁分册中，留下了时人平日大都不会注意而后来很快难以寻觅的碑记。另外，“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除部分为《新纂云南通志》和《续云南通志长编》所采择使用外，文献中的一些内容在其他书籍中也有收录，如《航空铁路汽车一》分册“罗平”条之“汽车路”部分，民国《罗平县志》收录，[25]《航空铁路汽车二》“泸水”条，为民国《泸水志》收录，后又被《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文物志》附录[26]和《怒江州交通志》附录收录[27]；《桥梁一》“云龙”条下之多项碑记在他书中有所收录，如《洱源李玉树建桥碑记》、《宜良李芳园续修桥碑记》、《云南回族社会历史调查（二）》[28]、《云龙县志》[29]、《大理回族史》[30]也均有收录；《知事李攀桂重修碑记》、《杨名扬飏新建青云桥记》等为《云龙县志》[31]收录；《邓川进士张相侯咏砥柱桥》、《陈希芳重修砥柱桥碑记》、《郡守陈侯重建砥柱桥落成恭纪》、《知事丁润身碑记》为《古镇宝丰》[32]一书收录；《邑人黄美中咏青云桥落成》为《滇诗丛录简编》[33]收录；《桥梁一》、“石屏”条下之《新建洄澜桥序》为民国《石屏县志》和今人编著《石屏县志》[34]收录；等等。

同时，该项文献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其一，部分县份报送的材料过于简单，如盐兴、盐丰、永仁、洱源、五福等，有少量县份没有上报。对此，方树梅曾记述说：“各属因人才关系，采访详备者不逮十之三四。”“不能如法及重要遗漏者，仍批令补办。（但）不能办理尽善者，约十之四五，大抵因人才缺乏之故。故此次征集材料，殊多缺憾。”[35]

其二，云南省通志馆明确规定了需要上报的内容，这固然可以规范材料的征集上报工作，但同时也造成了某些关键内容的上报缺失。如有关“航空场”，通志馆只要求上报设立年月、场中设备和场地广袤，而对于我们更为关心的设立的缘起、影响等则没有报送。

其三，云南通志馆的分类汇编工作稍显杂乱，为检索使用带来不便。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如前文所述，《交通》、“航空铁路汽车”和“桥梁（津渡）”各分册内容互有掺杂；封面上县名标注有错标、漏标的情况。二是少数县（局、区）的内容重复收录，如《交通》分册贡山部分，与《航空铁路汽车二》贡山部分内容基本相同，但笔迹不一样。两者相比，前者较之后者略有简省，疑为在后者基础上简省抄录的结果。再如，路南县汽车路和铁路的材料，在《交通》和《航空铁路汽车一》两个分册中都出现，并且内容相同，笔迹相似，文字页面分布略有差异，可能是重复抄录造成的。次如，《桥梁四》分册“曲溪”县的材料，在该册中前后出现两次，内容基本相同，但书写笔迹不一。

总之，史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利用。希望通过本文介绍，能引起更多学者开始重视和利用“征集云南各县交通资料”这份重要文献，共同促进云南交通史研究的发展进步。

按:作者张黎波，历史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西南边疆史和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原文刊于何明主编：《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22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年，第90—96页。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杨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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